《中国知青口述史》版纳知青在行动——丁惠民口述[1]
作者：刘小萌采访人：刘小萌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室
时间：年8月2日
刘小萌（右）与丁惠民（左）的合影采访前记丁惠民这个名字，对许多知青来说都不会陌生，他是年末年初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的总指挥。这场运动几起几落，其间还穿插了签名公开信、罢工、请愿、车站卧轨、进京上访、中央领导接见等诸多事件，最终是以知青大返城为结束的。请愿运动前，云南农场知青至少还有五万人，一年后，据说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2]尽管媒体竭力封锁消息，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使上海、*、浙江……许多地方的知青从中得到了鼓舞。于是，更大规模的返城风在各地兴起。在此以前，知青为了争取返城权利，曾付出过许多艰苦的努力，像云南农场知青这样通过群体抗争而取得胜利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如知青的团队精神与勇气，高层领导的审时度势并对知青*策做出重大调整等，而丁惠民作为五万知青的总代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把运动引向胜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新闻媒体塑造过形形色色的知青典型，但是只有在云南这样的请愿运动中，才会涌现出像丁惠民这样属于民间、代表民意的知青领袖。
那次会上的人挺杂，作家、官员、学者、自由职业者…惟一的共性是大家都当过知青。当地记者来采访，请在场的几位给读者各题一句词，多数人的题词倒也四平八稳，惟独惠民的话掷地有声：“我是知青我怕谁!”第二天报纸出来，别人的题词都散发着油墨的香气，惟独他的题词踪影全无。原因不言而喻。这又是一件小事，同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惠民的言语和做派跟别人的确有些不大一样。俗话说：非常人做非常事。不然的话，五万知青的领*重任，怎么就落到他的身上。因此，在做知青口述史时，他是绝对不能遗漏的。
年8月1日，惠民带着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欣然从重庆赶来北京。我事先与他约定，请他做一个口述，重点就讲知青请愿上访那段历史。可巧他在这之前已经准备好一份自述性的稿子《在激流与旋涡中》，同意给我参考，这样一来，工作量减轻了不少，采访重点就放在补充一些情况。
这天下午，我和惠民不顾赤日炎炎，去月坛南街拜访赵凡老人。
23年前，赵凡作为中央派赴云南的调查组组长，在圆满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当时，勐定农场知青举行大罢工，赵凡闻讯赶到，面对的是一千多名跪在地上的知青。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打动，他向知青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青的合理要求是可以解决的。这一场景，已成为知青史中最悲壮的一幕，赵凡也因此博得云南知青的敬重。
如今，赵凡已是86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谈起往事来滔滔不绝。当年，丁惠民是五万知青的领袖，赵凡则是中央的代表，两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在这以前，却从未谋面。23年后，他们终于在北京相聚，像老朋友一样地叙旧、谈话。显然，经过那场远逝的急风暴雨，他们早已熟知彼此。
对于赵凡当年为知青做的好事，惠民首先表示了感谢。赵则谦虚地说，允许云南知青返城是中央的决策，是中央对知青的关怀和照顺，自己和其他同志只是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要感谢就要感谢中央。“你和你的那些知青代表来到北京，当时我不在，去了云南。中央派了两个兵团司令(笔者按，指王震和程子华)接见你们，确实是很重视的。当时叶帅(叶剑英)也很关心。国家需要安定团结啊!”。
23年后的拜访(年丁惠民在赵凡家)
赵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农垦部门的主要领导，对当年中央解决知青问题首先是农场知青问题的态度应该了如指掌。我不愿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有意把话题转到*知青问题上。年，在云南等地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鼓舞下，*农场的数万上海知青曾掀起旷日持久的上访请愿运动。他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去*的老知青，尽管他们的返城要求有着充分合理性，但请愿却没有获得圆满的结果。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已有概括说明。于是我问赵凡：同样的背景，同样的要求，为什么中央对*的上海知青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他的答复很干脆：“*的上海知青问题与云南知青问题性质不同，当初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找不到工作，王震同志把他们招到*去，有吃有穿，是件好事情自己也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小小年纪就升不了学，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出身不好的又占了多数?听了他的一席话，这些问题立即就到了嘴边，但转念一想，出于对老人家的尊重，还是就此打住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观念也不相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又怎么可能一致？
从赵凡家出来，我和惠民就分手了。惠民告诉我，回到重庆后准备办一家公司，很有信心的样子。这些年来，他的事业一直不太顺利。在大风大浪中娴熟驾驭过航船的人物，在琐碎的生活中有时却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中间可能有多种原因，与他不愿随波逐流的秉性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目录一.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二.掀起初澜
三.走向高潮
四.率团北上
五.金水桥畔
六.胜利大逃亡
上海赴云南上山下乡知青丁惠民(左)
一.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年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掀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多种矛盾积久必发的产物。从我个人来讲，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为广大知青的利益振臂一呼，并且始终置身于这场风潮的风口浪尖也不是偶然的。我想，在回忆那场风潮前，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南汇县人，父亲是大团镇的，母亲家在海边的三灶镇，大概相距几十公里路。他们怎么认识的?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因为大轰炸，他在农村待不下去了，逃难往大城市跑。父亲到上海当学徒工，学什么徒呢?就是在南货店，也就是小杂货铺，卖些蘑菇啊千笋啊烟酒啊等等。母亲到上海，就像现在农村打工妹进城市一样，她进的同兴袜厂，也算是民族工业。这样他们就认识了结婚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父亲生性耿直，看不惯的事就要说，可能我也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他还有个特点，很勤快，这一点我可没继承下来。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有点儿文化，字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毛笔字，和左邻右舍比起来还是可以的。到了“反右”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就把他搞成“右派”。按说他不够“知识分子”标准呀，怎么就能打成“右派”呢?不过，当时的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他的文化至少是高小嘛，接近初中这个水平了。好在打成“右派”以后报到上面没批下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和母亲把家里的积蓄买了一些鞋子、衣服，都准备全家发配到大西北去了，最后又不让他走了，就差那么一点。可能是有一些小的原因在里面。
重庆知青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母亲是解放后通过扫盲运动学习文化的，那时候人才不够，而且她学习努力，成绩很好，有篇作文还得过什么奖，后来就调到上海南市区尚文路小学当老师去了，一直当到年，全家离开上海。父亲虽说没当成“右派”，但后来马上是经济困难时期，城市大批减人就把他第一批下放回了老家。他当了一个什么生产队长，当了几年农民。他很尽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把他的事迹作为基层干部的典型播了好几天。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国家的经济有所恢复，因为他是熟练工人，搞电工的，技术比较好，大概是四五级吧，就又把他从农村调了回来。
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上面一个姐姐，她比我早一年下乡，年走的，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比我大两岁，今年51岁，叫丁惠芳。她在兵团开推土机，叫什么斯大林号吧，姐夫也是拖拉机手，是北京知青。我是年9月出生的，年，作为六九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我一走，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叫丁惠建。年，他马上要中学毕业，父母亲就有想法了。那时候内地进行三线建设，上海动员一批熟练技术工人去支援，父母亲决定全家搬迁到湖北，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让最后一个孩子再离开身边。这样，全家调离了上海，几经辗转，最后调到湖北仪表厂，是属燃料化工部的一个厂子，在武汉市西南的咸宁地区崇阳县，是个山区。当初，我对上山下乡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当然是两回事了。父母为调动的事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同意了，父母要有个人在身边，所以弟弟现在还在湖北，父母亲也在湖北。好多年以前就退休了。等于我们家在上海就没有根了，就是一些亲戚了，堂兄啊什么的，父亲的哥哥已经死掉了，我的舅舅还在，可能也有80岁了吧，家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从年到年，我在云南一待就是10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漫长枯燥的生活，沉重艰辛的劳动以及前程渺茫无望，使当年热情活跃的知青逐漸变得消沉忧郁，对家乡城市的向往愈来愈感到遥不可及，回家的念头深深地埋在几近绝望的心底，一些务实的知青匆匆结婚，更多的人则无精打采地消耗着时光，混一天算一天。整个农场到处弥漫着压抑沉闷的气氛。这就是年返城风潮前夕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真实写照。[3]在这里，只想重点回忆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对我后来发起版纳知青赴京请愿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一件事发生在年还是年记不太清了，那时候，云南兵团还没改制为农场，现役*人领导，一些千部素质差，工作方式粗暴，糟蹋女知青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问题连中央都发了文件，李先念等领导人有批示，把几个首恶枪毙了，这些资料都有的。我的脾气就是好打抱不平，有人说这在上海人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有一次，为知青打抱不平，把连指导员揍了一顿，我也是忍无可忍。那时候，农场每个营有个武装连，兼职的，就是配一些枪、子弹。营长是现役*人，指导员告到营里，他就带了一个班，开着拖拉机，那时候还没汽车呢，咱们国家很穷的，“嘟嘟嘟”就开来了，把我五花大绑，然后吹哨子，紧急集合，当众宜布把我抓起来。
关了我整整九天，每天就是挑大粪、劈柴火，用重体力劳动惩罚我，叫我认错写检查，可我就是不写，最后还是由副连长出面，把我保出来的。为什么放我出来?主要是因为身体被他们打坏了。当初抓我的时候，他们用枪托狠狠打了一下，把我第四和第五节中间的腰椎打断了，到现在还是这样，背有些驼，就是打的。打坏了也没个说法。当时腰椎痛极了，还要挑大粪呀，大粪桶本身就有三四十斤，加上大粪一百多斤还得挑。我咬着牙硬挺了九天。睡就睡在地下，没有被子的，就是睡稻草，条件简直比“文化大革命”中“牛*蛇神”的牛棚”还要糟糕，“牛棚”还有个塑料布铺一铺，我就那么睡在稻草上面。当时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其他连队的知青，他们后来都成了我最可靠的战友。
年回家探亲，跟父母亲讲了一下这个事情，我说腰痛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母亲要我去照片子，看看哪里出了问题，结果发现腰椎中间有道裂缝，虽然已经自然吻合，但断碴儿没接好，因为腰椎错位，影响到体型。父亲不服气，前后写了六百多封上告信，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挂号寄的。那时候挂号信便宜，大概两毛钱几毛钱的就可以了，一封平信才八分嘛。他不让我回农场，到处告状，但是都石沉大海了。医院看不好，医院检查，那些片子现在都在。
我大概在家里待了一年多两年的样子，就到了年，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一个月以后被逮捕。我觉得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事，跟父母商量。他们那时的工资都不高，我说老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回农场解决吧。
农场有一个老干部，姓陈，叫陈运保，“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没权力的，等到“四人帮”打倒以后又恢复职务，担任场长。那时候，云南兵团已经改制为农垦总局。年他写信给我：“你回来，只要我在这儿，事情就好解决。你不回来，有些问题确实不好处理。这样我就回去了。陈场长把问题摊到会议上，讨论了几次，阻力大在，一些干部认为我这个人不听话，讨论几次都没形成决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经济上给我一些补偿，补发工资;把我调出连队，到学校搞总务;名义上不再搞什么平反不平反。这是他们互相妥协的产物，我也表示接受，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不能要求太高，能做到这步已经算不错了。就这样，我调到学校去了。
到学校一段时间，工作比较熟悉了。我干工作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这工作有一个好处，其他老师上课的时候我比较轻松，就是领些教学用品，发发粉笔什么的。等大家放假了，才开始忙，到处出去采购。那时采购不像现在拿钱拿支票就可以买东西，还有一个什么社会集团购物证，凭这个证，买些纸啊办公用品呀，学生的铅笔、课本，包括老师的备课本，哪怕一分一角的用具，都是我去采购的，有个拖拉机拉着我到处跑。我就利用这个条件，走遍了西双版纳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团、每一个营，广泛了解了各地知青的真实情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
年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现在的太太，叫陈文先。她有一个女同学小Q，关系特别好，两个都是重庆知青，又住在一起。她跟我讲，小Q的父母在想办法给她办病退，请你帮她跑一跑。因为我经常去景洪，景洪离我们有将近40公里路，我答应了。不久小Q调令过来，我就帮她去跑手续。她在连队里，不好批假，而且搭拖拉机走也很不方便，而我因工作需要经常去景洪。
农场团部管这个事的叫章彬，我们习惯称他为*务参谋，实际上就是人事科长，五几年的复转*人，农场当时有这么一批复转*人。有一次我又去找他，有点儿不耐烦了，人家的调令早来了，你怎么老是拖着不办?!他说：你回去吧，让她本人来办。意思是，这事这么重要，你不能代办。我想这可能也是对的，就回农场给她捎了一个口信。我的学校是一个总校，每个连队都有小孩在我这里上学，就写个便条，找一个义务通讯员，带给小Q，让她第二天早上来。第二天一早，一个男知青骑自行车把她带出来了，因为她不会骑自行车。我们连队离场部还有大概五六公里路，步行的话一个多小时，骑自行车大概20分钟就到了。来了以后，我就把她带到营部去，找个去景洪的拖拉机把她带走了。大概到下午四五点钟，她回来了，到我学校来了，两个眼睛红红的，情绪很低落，我当时很忙，没太在意。她说要回去，我说也行，吃了饭再走吧，过一会儿就开饭了。她说不了，就走了。
半夜，来了两辆自行车，把我从睡梦中敲起来了。一个叫田士强，上海闵行区的知青，还有一个叫*根洪，是重庆知青。他们喊我小丁，他们说“小Q回去后饭也不吃，就一个人关着门哭，男的女的都劝她，她不说话，最后就说了一句话，要把小丁叫来。”我马上穿上衣服骑着自行车就进连队了。一见面，她还是不说话，那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有些问题了，就把其他人都喊出去：“你们都出去一下，我跟她个别谈。一谈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个章彬*务参谋说，你的手续可以办，你要陪我睡觉。我立刻感到问题很严重。
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你没造成事实，能怎么办呢?这事情我一定要管，但没证据，是很难说清楚的。他可以否认的，还可以倒打一耙诬陷她。我是完全相信小Q的，她这个人很老实，我很了解她的，她在农场都不找朋友的，很多男知青都想跟她套近乎，但她就是想回家。
天亮的时候，我已有了一个计划，就把几个知青叫起来，说：你们起来一下，把我和小Q送到营部去。我们一个晚上没睡啊。拂晓，就把我和小Q两个送到营部。因为我对农场比较熟悉，又找到了一辆车子，就到了景洪团部。我在农场里有两个好朋友，一个上海知青，姓詹，叫詹文仪，现在在上海，也是南市区的干部，他外号叫阿弟，我们是同学，他是农场的青年干事;阿弟还有一个好朋友，是云南退伍兵下来的，是保卫干事，叫康平，云南曲婧人，他们两个住一个宿舍。我先把也们找到，把情况谈了，他们也感到很为难，我们三个商量了很久很久，最后就定了个主意。他们说，农场现任的书记，我们管他叫*委，是个老干部，叫朱*红，也是刚刚恢复职务的，为人比较正直，他们建议我们找个机会去找他谈，把问题反映上去，但是白天千万不能去，因为那是家属宿舍，都连在一起的，如果小Q一出面，就会引起章彬的注意，而且不能让其他人代表她去反映问题，那样的话，真实性和和感觉就差得多了。
一直拖到晚上八点以后，阿弟、康平两个人先去侦察一下，看看章彬睡了没有，后来他的灯黑了，就该我们了。我不认识朱书记，平时跟他没往来，就待在门口，小Q一个人就悄悄进去了。等到下半夜了，大概有两三点钟，小Q出来了。我看她情绪比较好，知道问题有希望了。那晚，我一直在芭蕉林待着，等着她出来。师部离团部很近，最多半公里路。我们就在师部开了两个房间，那时一晚上才三四毛钱。在路上她就给我讲了，朱书记让她放心，看来这个问题朱书记想管，而且很气愤，“怎么这个时候还要这么搞?以前枪毙好几个了！”
第二天，我和小Q又悄悄到了阿弟、康平的宿舍，他们两个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康平回来说：“小丁，这个事情看来有眉目了，朱书记早上就把章彬喊到办公室去，一直没出来，然后又把*治处的人喊进去了。”到了下午，事情全部明了，宣布章彬停职反省，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但最后的处理结果我很不满意，给他撤职，下放衣场当工人。对他的问题，专案组搞了很长时间，资料可以去查的，肯定在他的档案里边。后来农场里都知道了，说是一个姓丁的把他告发的，这个上海知青胆子真大。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啊。
通过这两件事情，你就知道知青为什么不愿意留在云南。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很多。我连一个知青，开会时放了个屁，指导员就追上去，让他低头认罪，逼他站了几个小时，说他影响了开会。那时候吃什么?南瓜、芋头，这些东西容易产生气，吃多了，就容易放屁
因为放个屁就要拖上去站两个小时。唉，这种事实在太多了，促使我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