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计巍
编辑/刘汨宋建华
在那天之后，表针又走过了14点28分多次。十年了，说长就长，说短也短。深一度为5.12地震写下了12篇报道，里面有思念、有悔恨、有坚强，但这些并不是答案的全部。走在那片经历了灾难的土地上，人们有时表现得想绕开那个日子，故作轻松的说上一句：“有啥子嘛，今天有麻将打就对喽！”说不清这种“乐观”到底有多真实，就像氤氲在四川盆地上空的茫茫雾气，蒸腾遮掩着那场灾难与人们眼下生活的关系。除非，有人愿意为你揭开那片迷雾。今天，是深一度关于“震后十年”的最后一个故事，也许会有些暖意留下。故事主人公同样在地震中失去了很多，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黄莉和丈夫在一起
“那段伤痛是放在某个地方的。”在汶川大地震重伤者黄莉看来，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是不可逆转的，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虽然这场灾难已经远去，但当下的黄莉却仍要学着如何与它带来的改变“共生”。10年来，时间没能改变任何结果。不能让残缺的肢体复原，也未能让死去的人重生。时间只是继续带给人们生活，那些他们想要的，或者是不想要的。唯一不会带来的，是原来的样子。黄莉用长达10年的时间活出了自己的“震后第二人生”，但她却始终不断地重复着：我是幸运的，我是幸运的。因为，还有人仍挣扎在震后生活中，而有些人，甚至没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医院
完整无缺
黄莉的朋友在一旁等待她接受媒体采访，看着她回忆起与地震有关的一幕幕经历时，他说：她现在看上去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
此刻的黄莉坐在轮椅上，腰间绑着一条黑色的安全带，将身体与轮椅固定牢靠。谈话空隙，她转向身旁办公桌上的电脑，用右手摸起鼠标，选定需要修改的文档位置，又用这只手敲打起键盘——10年间，这只右手成为了她身上最重要的“劳动力”。在年的汶川地震中，黄莉失去了双腿、左臂，由于脊髓损伤，她还要与“高位截瘫”终身相伴。
地震当年，黄莉9岁的儿子邓煜锐曾不敢靠近病床上的她。黄莉问：“你怕妈妈吗？”他沉默，摇头。那是年6月22日，邓煜锐第一次见到“地震后的妈妈”。当时的黄莉也同样无法接受自己一辈子不能行走、大小便失禁的现实。
而现在，黄莉身边的人时常会忘记她是个“一级伤残者”。周末聚会时，“老麻友们”会把她遗落在刚刚结束“战斗”的麻将桌旁，洗手散场，忘记了她还在等待着他们的帮助。直到“麻友们”讪讪地跑回来说：我们把你搞忘啦！黄莉大笑，她喜欢这种“被遗忘”的瞬间——仿佛她无需任何的同情，仿佛她的世界自成一体，完整无缺。
年5月16日，在都江堰倒塌的房屋中被埋94个小时之后，黄莉获救。救援人员说，当时黄莉被困在废墟底部一个狭小的三角形空间里，左手臂被死死地卡在坠落的预制板和墙壁之间，脑袋上扣着一个塑料盆，上面有掉落的瓷砖和砖头。
黄莉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抬出了废墟，医院后，截掉了双腿和左臂。从成都医院，她经历十几次大手术。她在日记中写道：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才知道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有多大。不仅家园尽毁，死伤无数，还意味着她要与自己残破不堪的身体共处余生。她知道她将成为家人的“累赘”和“一个没有用的人”。
地震前，在妈妈张素芬眼中，黄莉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她当过医生、开过餐馆，在年5月12日以前，她正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生意很好的火锅店。在震后黄莉“失踪”的4天4夜里，张素芬一度以为自己永远失去了这个女儿。医院探望黄莉时，张素芬大步走到病床前，抱着她的头“啪”地亲了一下，看着黄莉的眼泪涌出来，她大声说道：不许哭！要坚强！
年9月25日，黄莉医院医院地震伤员康复中心——一座独栋红砖楼，专门用于汶川地震伤员的康复。黄莉发现，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异样的世界：“每天吃过饭后，人们就把自己关到病房里，里面经常会传出这个在哭那个在嚎的声音”。深夜时，黄莉也会哭，她觉得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也拖累着年轻的丈夫。
“得找点事情做啊。”黄莉的丈夫邓泽宏想。他不止一次从报纸上看到灾民“震后自杀”的消息，其中就有地震致残者从病房的窗户一跃而下结束了生命。他把广州志愿者给黄莉募捐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搬到康复中心一楼大厅的桌子上，插上网卡——每天给孩子们玩两个小时的电脑游戏，剩下的时间他就放歌，召集大人们“卡拉OK”。为此他还买了2个小音箱和1支话筒，医院允许他们的“自娱自乐”。
“一开始先在那里放歌，慢慢的一些年轻人就开始唱，后来就二十多个三十多个男男女女一起唱。”黄莉回忆。
伤医院门，但邓泽宏觉得还是得“走出去”，他和黄莉便带着十多个人坐着轮椅去公园玩、去吃火锅。后来，他们在康复中心组织了一个“爱心手工坊”，和大家一起做十字绣和一些手工艺品，并拿去义卖。
年10月，结束治疗回到震区板房后，张素芬本想着让女儿当个图书管理员，女婿去做个电工，黄邓二人也曾考虑过开一个文具店或者是饭店，但最终他俩却一起创办了“都江堰市心启程残疾人爱心服务站（后简称心启程）”，打算继续为地震以及非地震致残的人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很多人对她的做法感到不解：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想帮助别人？
“我以前也常跟邓哥抱怨：我都这样了，你还不迁就我？”但黄莉慢慢发现，她想要的并不是被迁就，也不是将就过活，而是找回一点还可以“让自己强大起来”的东西。
多年后，在黄莉“被遗忘”于麻将桌旁的那一刻，她似乎感受了那种不用被迁就的“强大”。
黄莉在进行康复训练
“哪一天不疼了，我会很惊讶”
黄莉平静的表情下隐藏着10年来不曾中断的神经痛。
这是地震时脊髓损伤带来的结果，止痛药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严重时，会疼得眼冒金星，说不出话。
震后第三年，黄莉曾认为自己已经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了”。直到在和朋友聊天时，她才发现，自己仍有“舍不得”的东西。
“包括现在，你能完全放下吗？其实你不能。伤痛是存在的，身体的不方便也是存在的。以前别人削的苹果我是不会吃的，觉得不卫生，我喜欢自己削自己吃，但现在别人塞我嘴里一个东西，我都吃掉的，没办法，你要接受呀。”黄莉说。
年5月16日，在黄莉从都江堰地震废墟被救出的那一天，都江堰精神卫生院的医生袁前、向涛开始进入当地各大震后安置点开展“心理救援”。在他们看来，汶川地震后灾民心理状况最糟糕的时期并不是年，而是年和年。甚至在地震三五年后，仍有一些“心理余震”出现。
人们需要漫长的时间来面对地震带来的摧毁性改变。很多时候，他们会将这种改变视作自己的“敌人”。
和黄莉一样，何香兰和冯静同样在地震中造成了脊髓损伤。黄莉曾试图帮助她们接受现状、重新开始生活，但都“吃了闭门羹”。
在黄莉的印象中，何香兰在震后伤员康复中心住了7、8年后，才最终同意出院。她始终认为自己的身体还能医得好，无法接受脊髓神经损伤不可逆的现实。冯静也从没放弃过自己被治愈的可能，10年间她去遍了全国各种宣称可以治疗“脊髓损伤”的医院，拒绝自己与“残疾人”有任何关联。
除了重伤者，在这场地震中受到严重心理影响的人还有“失独者”。
心理援助志愿者刘猛震后在都江堰建立了“妈妈之家”，10年间，为个地震失独妈妈提供再生育援助，其中有个人重新生育了孩子。由于失独妈妈的巨大伤痛，这期间曾有十几个孩子胎死腹中。“很奇怪，孩子也不是流产，就是不生长了。”刘猛说，“所以我们必须得重新认识生命，失独妈妈的情绪波动导致她身体各种系统失调，孩子能评估到自己的生存系统已经不安全了，停止发育。”
在刘猛的统计中，震后一周年是失独妈妈的情绪高波动期，自杀率最高，很多家庭也出现破裂。直到震后第二个春节之后，情绪才开始回落。“情绪回落后，大部分人还处于否认和不接受自己丧子事实的阶段，我们就开始帮助她们去认同自己的‘身份’——你是一个失去孩子的妈妈，你要在这个身份之下去考虑接下来的生活。”刘猛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生死灾难，原先的生活目标和生命格局都发生了坍塌。”
黄莉并不愿把这种坍塌视为一种“破碎”，而是把它当成“受伤了”，“我受伤了，然后愈合，同时还得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
年震后，医院治疗时，志愿者廖卉帮助她创建了一条“黄莉生命热线”，希望她和那些坠入生活深渊的人可以相互慰籍。
因为需要一手接电话，一手用笔做记录，失去左臂的黄莉愣在桌子旁不知该怎么办。身边的志愿者廖卉上前把电话塞到她的左肩膀和脖子之间，并示意她压紧。“原来我这‘左手’还可以这样用。”黄莉恍然大悟，像是“解锁”了一个新技能。
她称廖卉为“最疯狂的志愿者”，因为看上去，廖卉几乎忽略了她是一个残疾人，而是尽可能的让她自己去做点儿什么。黄莉的丈夫邓泽宏也不“让着”她，“不要总觉得你们不容易，其实做你们的亲人是最不容易的。”邓泽宏曾对发脾气的黄莉说。
这句话刺激到了黄莉，让她意识到，地震重创的不仅仅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的家庭。黄莉的儿子邓煜锐在她失踪、被救、截肢、治疗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甚至出现抑郁和暴力倾向。“很多事多替他们想一想，你就会觉得没什么，我扛一下就过了。”黄莉说。她用右手在轮椅上斜撑起身体，活动着被截到大腿根部的下肢，以缓解身体上的压力和疼痛。
“每一场大灾难都在考验着人们的内心。有些人可能有心理创伤，只是没有被人发现。也许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在逼近极限，未来的一个不大的砝码就可能让他撑不住。”医院（原都江堰精神卫生院）心理咨询师向涛说。他既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心理救援者，也是受害者——他的孩子在震中遇难。
在震后第七年和第八年，向涛在门诊中还能遇到与汶川地震有关联的心理问题，例如有人会感到莫名的恐惧，也有人总是在担心着自己会不会就要死了？究其原因，都与这场大地震有关。
“我现在可能就像人们说的，是那种‘与伤共舞’的感觉吧。这个伤痛它好像成了我的朋友了，如果哪一天它不痛，我还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今天会这个样子？”黄莉说。
黄莉和丈夫带着地震伤员一起出游
“你是一个人，不是神哦”
午饭后，躺在“心启程”办公室里午休的黄莉，几乎被“淹没”在那张只能坐下两人的暗紫色沙发里。相比之下，沙发背上一字排开的9本高矮不同的获奖证书，却比她要显眼得多。这些证书的红色封面上烫印着金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人”、“四川好人”、“成都市道德模范”……它们似乎正在安静地“加冕”着这位熟睡者。
在很长时间里，黄莉都乐于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别人。她会对打来热线的求助者说：虽然我现在只有一只手，我都可以活下去，有活着的理由和勇气，你也可以有的，我可以去战胜身体上的不方便和困难，你为什么不可以？
但现在，“榜样”黄莉犹豫了。这源于她的“挫败感”。她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发生像自己那样的转变。曾有一位“心启程”的帮扶对象——一名脊髓损伤者，在黄莉试图向她指出一些问题时，她反驳道：你凭什么说我？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
黄莉想起年，震后心理援助志愿者张炯理在康复中心里给她摆的“龙门阵”。那天，张炯理去看望黄莉时带了一份报纸，并给她看了其中的一条新闻——湖南娄底的残疾人来到汶川地震灾区做心理援助志愿者，但却遭遇究竟是先顾己还是先助人的两难处境。黄莉记得张炯理当时给她的暗示：黄姐，你一定要记住，你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不是神哦，不是什么问题你都能解决的，做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就好。
这种“暗示”出于张炯理的担心。他发现一些被媒体塑造出来“钢铁战士”，在震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你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是铁打的。”张炯理说。
医院副院长袁前始终记得那个被压垮的“阳光男孩”。年地震时，这个男孩的妈妈失踪，爸爸遇难，只有奶奶在身边。地震后，他跑到学校的废墟上，帮助别的家长扒砖找孩子，也帮着把死去的孩子运出去。在众人眼中，这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既坚强又充满正能量，他也因此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参加一些震后励志活动。但返回都江堰后，当时的精神科医生袁前发现这个男孩“变了”——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用手比出一个“心形”，唱《感恩的心》。
“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感觉他的行为出现了问题。”袁前说。在后续的随访中，袁前发现男孩出现了明显的精神问题——他开始大量出现恐怖的幻觉：看见死去的人在天上飞。在上海专家会诊后，男孩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在医院住院治疗。3年后，男孩尝试出院。在家人打算让他去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时，男孩在打工的工地上遇难身亡。
“其实很多时候被报道的那些‘很阳光’的受灾群众，他们的背后都存在问题的，只不过没有被看到。”袁前说，“这个孩子对我们的打击非常大。”
在不断涌来的荣誉和追捧中，当年汶川地震中的“最牛志愿者”、“救灾小英雄”等新闻人物也有些遭遇了道德“滑铁卢”，有的甚至进了监狱。“德不配位是要出事的。”邓泽宏说。当他和黄莉创办的公益组织“心启程”获得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