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心力衰竭（心衰）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相继而至的临床试验对于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HFrEF)的治疗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PARADIGMHF研究中，沙库巴曲缬沙坦优于依那普利，可以考虑在急性心衰患者住院期间或出院后早期开始使用。在DAPA-HF和EMPEROR-Reduced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达格列净和恩格列净降低主要复合终点约26%和25%的发生风险。
其次，口服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维利西呱与安慰剂相比，降低了心血管死亡或心衰住院约10%的发生风险。
然而，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HFpEF)的诊断和治疗，以及终末期心衰和急性心衰的管理，仍然具有挑战性。未来对心衰患者更精准的分型，将有助于预后的分层和治疗方法的选择。本文将ESCHeartFailure杂志发表的年度述评精选与大家分享。
作者：医院HFCU
来源：心力衰竭和心肌病网
概述
由于死亡率高、生活质量差，心衰始终是一个焦点领域。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万例门诊慢性心衰患者的远期预后结果，其中包括60项非干预性研究，所在地区主要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结果显示：自-年至-年，心衰患者的5年存活率从29.1%提高到59.7%。虽然5年生存率改善巨大，已经是翻一番，但仍然高于大多数类型的癌症，仍不容乐观。
几项研究强调了心衰人群的地区异质性、患者特征和预后，对全球试验设计有重要意义。Dewan等人在两项大型试验中，比较了来自不同地区的HFrEF患者：一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前瞻性比较，以判定其对心衰患者整体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影响(PAGAMAL-HF)；二是阿利吉仑对心衰患者的预后影响研究(ATMOSPHERE)。
这两项试验发现亚洲患者（55.0-63.9岁）发病年龄比西欧（67.9岁）和北美（66.6岁）患者更年轻化。除日本外，许多亚洲国家调整后的心血管死亡风险更高，以西欧作为参照组，中国、印度、泰国和日本的调整后风险比(HR)分别为1.89(1.58~2.27)、1.76(1.49~2.09)、1.87(1.18~2.96)和0.77(0.53~1.12)。这提示除日本外的许多亚洲国家与欧美相比，心血管死亡风险更高；心衰住院风险与西欧相比，许多亚洲国家（除印度、菲律宾外）也是明显增高。来自亚洲多国的前瞻性数据显示，HFpEF患者多见于相对年轻、常伴有高血压、贫血、慢性肾病、糖尿病、冠心病和心房颤动。
图1纳入万例门诊慢性心衰患者的远期预后的荟萃分析
特殊表型
在心衰的特定病因中，心肌病是一组不同类型的心肌疾病。心肌病的遗传表型分析有助于了解心肌病的临床病程和病因学治疗。在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中，桥粒芯糖蛋白-2(DSG-2)基因突变携带者与桥粒斑菲素蛋白-2(PKP-2)基因突变携带者相比，发生终末期心衰的风险更高。
一种特殊的心衰表型是由淀粉样变性引起的，心肌淀粉样变性是一种特殊的心肌病，其特征是细胞外错误折叠的蛋白质沉积，导致双心室壁厚度增加和心肌僵硬增加。
不同类型的蛋白质沉积导致不同类型的淀粉样变性，轻链淀粉样变性和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是最常见的，而转甲状腺素蛋白稳定剂氯苯唑酸可用于改善患者的预后。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是心衰的一个常被忽视并低估的病因，它可以导致HFpEF、肥厚型心肌病或限制型心肌病和主动脉瓣狭窄。与野生型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相比，遗传性转甲状腺素蛋白相关淀粉样变性表现为男性高发，其特点是早期发病并伴随神经系统受累。最近的研究热点也延伸至其他心肌病,如围产期心肌病。
合并症
合并症在心衰的临床表现和预后中起着重要作用，超过70%的心衰患者都有合并症的负担，并且这些合并症对死亡率有独立的影响。
2型糖尿病增加了新发心衰、心衰再住院、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特别是当患者需要胰岛素治疗和/或有并发症时。
与心衰相关的其它常见合并症还有慢性肾脏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睡眠呼吸障碍、缺铁、癌症、恶病质、肌肉萎缩和衰弱。
衰弱的患病率在心衰中增加，并与不良预后直接相关。HFpEF心衰患者的衰弱比HFrEF心衰更常见，心脏和非心脏合并症的负担也更大。最近1个新的衰弱状态评分包括4个主要领域：临床、生理功能、认知心理和社会。
COVID-19疫情影响
讨论过去一年的心衰治疗，绕不开COVID-19疫情的影响。人类细胞ACE受体2在SARS-CoV-2感染的病理生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心脏病患者感染COVID-19预后更差，这引起了人们的